川村千夏今年夏天,我因为获得第七届“约翰莫尔绘画奖”优胜奖的缘故和另外九名中国艺术家得到了赴英国艺术驻地和展览的机会,未曾想过就这样,我来到了利物浦和伦敦,在默西河与泰晤士河畔留下了三十个昼夜的点点滴滴。
组织方邀请了一些生活在利物浦的英国艺术家和我们来自中国的艺术家们办了一个小型聚会,在简餐之后,先是中国艺术家们分别演示ppt介绍了自己的作品,然后组织方就提议了一个小游戏,在场的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张随机派发的卡片,卡片上是不同时期与风格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中国绘画作品,然后大家在现场寻找和自己手上的图片内容相同的人,配对聊天,同时每个人的座位上还放了一张写着问题的纸条,让大家按照指定的话题向对方提问,两两速配聊完换人。
现场的人们马上就活络起来,由于我的英文不好,只能借助手机上的翻译软件,可软件总在关键时刻翻译的南辕北辙,有时候还不如连比带画来的直接,但是聊天的热情是高涨的,我先是和一个做影像的导演对聊,他说亚洲电影我就扯昆汀,从北野武扯到修罗雪姬,交流基本靠猜,最后我提到姜文他说不知道,在那一刻,应该彼此都领教到了什么叫做礼貌而又不失尴尬,而且我俩谈论的话题完全没有按照纸条上的提示进行。
第二轮换人,我本想和一位看着年长的英国艺术家聊聊肖恩斯库利(Sean Scully),结果他说不认识,直接把天聊死。我望了望旁边的中国小伙伴们,英文水平好的看起来聊得挺深入,其他人则也是比手画脚地不亦乐乎。
The Bridewell studios and gallery是利物浦市区一个有几十位艺术家聚集的艺术社区,是由一处老警署改造成的,房间不算少,但面积都不大,艺术家拿来当工作室的房间面积从一二十平方米到几个平方都有,有两个面积稍大一点的公共场地,是展厅和会客室,社区里有一个挺大的庭院,这里多少解放了一些艺术家们的活动空间。
庭院的边上还保留着几间以前关押嫌犯的囚室,也被艺术家们利用了起来,领我们参观这里的艺术家Brendan幽默地说:“每个初来Bridewell的艺术家都要先从牢房里开始自己艺术生涯的第一步。”
这个社区的艺术家许多是做过展览和艺术项目的成熟艺术家,他们去年还在沃克美术馆举办过代表利物浦艺术家群体面貌的联展,但是几乎每个人都保留有另一份职业,还是得用艺术家身份之外的另一份收入“为艺术发电”。
The Bridewell还有一点不同,之所以这里能一直保持着相对独立的运转,是因为几十年前利物浦市政府想把这间废弃警署出售,当地的一些艺术家得知之后,便“众筹”买了下来,所以这里的产权是属于大约35位艺术家共同所有的,后来随着城市发展这里的地段也变得好了起来,政府又提出想把产权收买回去,但是艺术家们坚决不同意,最后也只能作罢。
想想也是,在寸土寸金的都市里,能有一处真正属于艺术家们的自由土地,真的很难。
伦敦时间9月15日,2023英国“约翰莫尔绘画奖”在利物浦国家博物馆沃克美术馆揭晓,1950年出生的英国画家Graham Crowley荣获大奖。Graham在1976年就入围过这个奖项,又经过了四十七年的不懈努力与等待终于在自己73岁的古稀之年拔得头筹,获得约翰莫尔绘画奖的最高荣誉,他在上台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饱含热泪地说:“这也许是我此生的最后一次了”令现场的人们唏嘘不已,无不为之动容。
夜晚的沃克美术馆灯火辉煌,宾朋云集,今天的绘画作品与美术馆内收藏的自14世纪始的欧洲经典艺术交相呼应,当然其中同时展出的也有我们2022约翰莫尔绘画奖(中国)的五位获奖艺术家的作品,我们从遥远的中国来到默西河畔的港口之城利物浦,与英格兰这片土地上同样热爱艺术的人们共赴这属于“绘画”的盛会。
约翰莫尔绘画奖(中国)获奖艺术家金大伟在展览现场向观众介绍自己的获奖作品
利物浦双年展作为英国本土唯一的当代艺术双年展,2023年以“uMoya:失落之物的神圣回归”(uMoya: The Sacred Return of Lost Things)为主题,“uMoya”在南非祖鲁语中代表灵魂、呼吸、空气和风等,由南非独立策展人卡尼西莱姆邦瓦(Khanyisile Mbongwa)女士策划。
Liverpool Biennial特别强调和利物浦这座城市相关的主题性创作,历史文献显示,从1680年到1775年,英国从非洲运往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就有300万左右,而利物浦发达的船坞工业和码头经济也使其成了当时奴隶贸易的中心,直到1795年,这里集中了英国奴隶贸易的85%和欧洲奴隶贸易的37%,这也使利物浦从小小的渔村一跃而起成为当时仅次于伦敦的英国第二大城市,而这段发展也成为利物浦永远无法回避和抹去的历史。
我们差不多用了两天的时间看了双年展,虽然场馆分布在好几个地方,好在城市不大,可以步行前往,刚开始看展览的时候我并没有特别留意标签和介绍,所以反而是作品和展厅构成的场域关系更加吸引我的注意力,特别是“烟草仓库Tobacco Warehouse”这里,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空间里让作品产生意义,似乎是比“白盒子”更加有效的方式。
当然,先观看作品再结合注解去理解,隐藏的意义才能立体起来,特别是当代艺术语境下的装置类作品,可我有时也会想,难道这是唯一正确的观展方式么?“塞内加尔意大利艺术家宾塔迪奥(Binta Diaw)的装置作品《土壤合唱》(Chorus of Soil,2023年)在展厅中呈现了一片大型的田地,土堆上的绿色幼苗在奋力生长。幼苗似乎象征着新生,然而混凝土上微薄的土壤层却注定植物扎根不深。该作品的布局实际上复现了十八世纪废除奴隶贸易协会绘制的布鲁克斯奴隶船的横截面。人与人如货物般密密麻麻地堆挤在氧气几近缺失的船中,黑暗、束缚、疾病、死亡,历史的龌龊令人噤声。而彼时,三十多万非洲人便通过这尊严尽失的方式被贩卖到英国。(文字摘自《艺术新闻》)”可我在Tobacco Warehouse现场的时候几乎忽略了这件如此令人悲伤的作品,因为那些土壤和小绿苗确实没有让我联想到更多的内容,同样,在Tate Liverpool里展出的艺术家弗朗西斯奥夫曼(Francis Offman)的装置作品使用到了咖啡渣、书籍和卡尺,其试图呈现卢旺达种族灭绝的恐怖及艺术家与祖国之间的联系,我看过电影《卢旺达饭店》,似乎电影在这个问题上传递出的信息更加使人震撼。
不可否认这届利物浦双年展是成功的,从展览规划,策展思路到参展艺术家的作品,还有策展人和艺术家的选择都在紧密的呼应着“种族与肤色、奴隶贸易、殖民主义”的中心议题,特别是我们在了解背后的故事以后更加觉得这些作品从立意到表达都一针见血且无可挑剔,如果要讲我的观展感受如何,那就是“优秀而正确的作品,完美切合主题,没有意外。”
驻地的最后一周安排在伦敦,因为时间紧张而值得去的地方又实在多,我们从利物浦到达伦敦以后马上就奔赴Tate Britain开启了一刻不停的连连看模式。
大英博物馆和V&A的藏品简直就是浩如烟海,在短时间内想快速浏览一遍都根本不可能,所以这两个地方说实话我是没有看完的,场馆也是巨大,我虽然手里拿着导览地图却也经常处在迷路模式中,也只能是看到哪里算哪里,能看多少算多少吧。大英博物馆好似一部人类古代文明的大百科全书,最适合喜欢做比较研究的人,如果你想给18世纪的英国皇室生活构建一个3d模型,那么V&A的收藏可以给你提供几乎所有的建模素材。
英国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泰特英国(Tate Britain)和泰特现代( Tate Modern )美术馆这些地方足够让人对13世纪-20世纪的欧洲经典美术特别是绘画一探究竟。还记得多年前我在国内第一次见到格列柯油画原作时的兴奋,那只是一件很小的肖像画,当时的我却像发现了什么秘密一样,好像一下子就看清楚了西方古典写实绘画的造型原理。
如今当我在伦敦的美术馆里面对如此多的格列柯、委拉斯贵支、卡拉瓦乔、鲁本斯、伦勃朗、维米尔、扬凡艾克、贝利尼这些古典大师的作品时,内心竟然未起波澜,当然,大师之作的魅力丝毫未减,只是我已然不复当年。好像思念了许久的老朋友,真到见面那天,反而没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彼此相视,就以了然于胸。
在英国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里展出了几幅卢锡安弗洛伊德童年时候的画作,并未见的他在6、7岁时就展现出惊人的绘画才能,我也看到一群伦敦的小学生们围坐在荷尔拜因的素描画稿前正看得津津有味,这应该是一堂再普通不过的美术课吧,相似的教学场景也出现在National Gallery和Tate Modern的展厅当中,我们时常会羡慕今天的欧美年轻画家可以把画面处理的如此放松和没有负担,这里会不会是一种答案呢。
在Tate Britain里展出了一块威廉透纳当年使用过的调色板,也勾起了我的回忆,上大学时看过一本透纳的传记,里面有个情节说透纳在皇家美术学院做院长的时候最喜欢检查学生的调色板,他说一块脏乱无序的调色板是不可能产生好作品的,这句话一直被我奉为圭臬,并且每每用来要求自己的学生,今天看到这块调色板,我开始有点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了。
在伦敦的一个下午我们在伦艺教授Daniel Sturgis先生(也是2022约翰莫尔绘画奖的评委)的安排下一口气逛了十几个画廊,看了不同类型的作品,还在展厅里听画廊工作人员介绍展览和讨论。我们在艺术家Pam Evelyn的佩斯个展现场聊了一些当下比较热门的线后女性抽象艺术家的关注以及从海伦弗兰肯特尔(Helen Frankenthaler,1928-2011)到琼米歇尔(Joan Mitchell1925-1992 )和今天的女性抽象表现主义艺术现象,随后在Houldsworth画廊看到画面极其绚丽多彩的刚从皇艺毕业的1997年出生的女性艺术家Sophia Loeb的作品更是丰富了这个话题。
这两位艺术家的作品都非常成熟展览也呈现的十分精彩,看完展我却有个困惑:“1955年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白人艺术家和1983年出生在委内瑞拉的黑人艺术家他们关注的问题为什么存在如此大的差异,难道仅仅是代际和个人选择的原因么?”我们也很难简单的评判这两位艺术家的作品孰优孰劣,但从个人兴趣而言,我比较倾向于Christian Marclay,不过他的作品也不可否认的流露出作为白人男性艺术家的品味与优越感。
最让我觉得充满了活力与未来感的还是蛇形画廊展出的艺术家Gabriel Massan的团队项目“Third World:The Bottom Dimension”,Gabriel是一位1996年出生在巴西的年轻艺术家,在这个展览里观众可以看到多重复杂的身份意识和最当下时兴的表现手段(艺术家团队制作的网络游戏等)共同讲述了一个经验明确而又边界模糊的议题,这种呈现方式明显冲击了当代艺术中过度文本化的枯燥与乏味,至少在我的经验里,这个展览正在呈现出一种正在发生着的属于未来艺术的可能路径。
我们在利物浦驻地期间的创作和生活主要由约翰莫尔大学负责协助,工作室也设在艺术与设计学院的约翰列侬大楼里,艺术家工作的地方是位于顶楼的整层教室,两边都是大窗户,一边可以看利物浦的街景甚至还能看到远处的一抹海平面,另一边则紧邻被当地人称作新教堂的利物浦都主教座堂(Liverpool Metropolitan Cathedral),在城市中轴线上正对着新教堂不远处的是英国最大的圣公会教堂(Liverpool Cathedral),当地人称其为老教堂。
我虽然不是教徒,甚至分不清基督教各教派之间的区别,但是周末的时候去教堂坐一坐也是不错的选择,在英国期间我仅进过四座教堂,我曾在Chester Cathedral礼拜日中被天籁之声的唱诗深深触动,也会在圣保罗大教堂的晚祷中不小心睡着;高耸的穹顶、彩色玻璃镶嵌画和雕塑,以及座椅上神情坚定肤色各异的面孔和仪式中身着黑白僧侣袍的神职人员,这就像是一幅活动的西方美术史画卷缓缓展开,就连“激进”的当代艺术也在这里找到了栖身之所且毫无违和,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真切的踏在了英格兰的土地上。
如果灵魂需要安慰,那么去酒吧喝一杯与到教堂祈祷或许一样重要。利物浦街头有不少开在一两百年前的老房子里的小酒吧,当你点上一品脱(约600毫升)啤酒,坐在1734年的镜子面前头顶着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水晶吊灯,时间和空间的旋转顷刻变得触手可及,当然,如果你到Cavern Club听着披头士的音乐和朋友痛聊最近谁又成为了英超豪门俱乐部中身价最贵的球员,时光也一下被拉到了今天。
这次英国之行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月,但是期间还是充满了有趣的经历和珍贵回忆,值得记录和讲述的事情也有很多,我写在这里的几段文字仅仅是在驻地期间的浮光掠影、匆匆一瞥,碍于我的浅薄,就当作和朋友们聊一聊天吧,管中窥豹,或许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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