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公主三人组编者按：该文就疫情期间网络数字化教育的勃兴，提出中国出版业赖以生存的学生用书、学习用书将逐步数字化这一趋势；进而提出出版业必须在出版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应用等方面有更大的作为。文章指出，目前出版业的数字出版大多停留在数据化加工层面，但并不能视为实质意义上的数字化产品，因为还不能用这些数据通过有效的营销手段和分发渠道服务读者。本文更就出版业真正的数字化变革提出思维转型、组织转型和产品转化等三条具体途径，对业界颇具参考价值。

　　唯一值得商榷的是前者。作为一位小学生的家长，编者陪伴孩子渡过了整个疫情期间的网络教育，见证了孩子视力的急剧下降，以及孩子好不容易逐渐形成的深度阅读习惯被网络资讯搜索所替代，更深感网络教育模式下，家长难以缺位和工作难以兼顾的无力。由此，作为一名普通的家长，并不希望网络教育成为主流教育模式，不希望主流学习用书数字化。网络教育可以成为补充教育模式之一。也希望就此问题，得到更多业界人士的真知灼见。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次疫情对中国乃至对世界的冲击之大是史无前例的。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大考。疫情结束后，出版业面临哪些困难和问题，如何发展？值得我们深思。

　　疫情期间，网络教育如火如荼：各类成人教育、技能培训在网上遍地开花。但最重大、也是最值得我们出版业关注的则是全国中、小学全面开通了网络课程，一亿多名中、小学生不是坐在教室里，而是在家里有模有样地坐到了电脑前正式上课了。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这也是中国教育界由实体教育向虚拟教育转型的一次重大演练。

　　原来我一直以为，家长和教育界是抵制网络数字化教育的，而我们出版业当然也是希望维持现状。这是因为我认为数字化教育目前存在几个问题：

　　一是网络问题，全国大、中、小学生突然全部上网课，有可能引起网络瘫痪，即便不瘫痪，也会在收看时出现卡顿，少数边远、贫困地区甚至无网络，个人无电脑、无手机，如在全国推行网课，对这些地区的学生是不公平的；

　　二是学生一旦用上电脑或手机，容易被网上各种信息或游戏所迷惑，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反而害了孩子；

　　三是中小学生正处于成长发育阶段，长期使用数字化产品有可能对眼睛、对身体其他部位甚或对性格产生不利影响。

　　这次疫情时间之长，使得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不开启网络课程，而家长也别无选择，中小学生则可能是开始新鲜、继而无聊又不得不每天面对电脑。

　　这期间，我专门拜访了有关方面的专家，就以上我所担心的问题进行请教。经了解与我想象有较大差距。全面权衡实施网络数字化教育的利弊，则有长有短、有得有失，优点自不待言，缺点亦不可忽视。

　　一是事实证明，中国网络数字化的长足发展，如腾迅会议、钉钉等一系列软件的开发使用，使在家办公、学习成为一件伸手可及的寻常之事；除极少数地区以外全国网络现在已经基本保证上网课时不会出现瘫痪、卡顿等现象，等到5G在全国全面铺开以后，这更不是个问题；

　　二是专供学生使用的平板电脑通过技术手段屏蔽除教材、教辅以外的所有信息；只有经过家长或老师的授权，后台才能开放相关内容。也已很好地解决了炫光对眼晴的伤害问题，还可以随意调节光亮度，更有利于学生学习时保护眼睛。

　　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全国学生可以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山区的孩子也可以接受全国最优秀的教师授课，如北京市中小学生就要上两种课，一是全市大课，在歌华有线电视上直播，由教育行政部门鳞选的优秀特级教师上课，另有一部分辅助课是本校老师上。全国各地也大体如此。这对很多家长来说亦喜亦忧，喜的是不用挤名校、高价买学区房即可让孩子接受名师教育，忧的是家长要花大量精力陪伴孩子学习并承担起部分辅导责任，有的家长不胜其烦、不胜其扰，且为不知道这网络课程到底对孩子有没有其它不利影响而不胜其忧。最近传来全国都将陆续开学，恢复上课，这对很多家长来说，简直是“喜大普奔”！

　　反言之，学生在家上课，由于空间小、缺少仪式感、噪音干扰、自我控制约束能力弱，虽然师生之间可以通过视频互动，但毕竟有限，同学之间的交流和启发与在学校比还是少得太多，等等，这些不利因素，使一些学生在网络学习时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甚至有可能差距很大。

　　其二，由于教育部门准备得还不够充分，仓促上阵，数字化教育课本和素材缺乏，有很多课是录播而不是直播，网络的可视化、互动性等优势未能得以充分发挥，老师对学生的指导、督促和检查等远不如在学校和课堂上。以上种种因素使得这次教育演练的效果还难以尽如人意。

　　其三，这次中、小学生在上网课之初，闹了很多笑话，语文、历史、思品等授课老师在网上有很多吐槽。这就是关键词智能化管理的弊端。汉语的丰富性使很多语词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意，特殊的环境有特殊的意思，只有人工编辑可以辨识解决此类问题。所以编辑校对人员在未来的数字化进程中仍将担当重要角色，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为什么不厌其烦地说这么一大段学生上网课的事？这是因为学习用书（指专业学习包括大、中、小学生用的教材教辅、成人业余培训教材、政治类学习等用书），对我们出版业（包括编辑、印刷、发行、纸张供应等）实在太重要了，简直就是命根子，也是图书出版最重要的支撑。我曾经打了一个跛脚的比方：对出版业而言，教材是主食，教辅是副食，一般图书是零食，如果说畅销书是巧克力，那么学术类图书就可能是糖果了。我们全国的纸质图书销售额有80%是学习用书，出版规模排在前一百名的出版社没有一家没有学习用书，最牛的出版社假如没有了学习用书，则有可能很快陷入窘境。印刷厂、新华书店亦复如是。

　　其一，通过这次全国实地大演练，疫情后，成人和高校、专业和业余的网络教育肯定会进一步大发展；中、小学生的部分精品课、以及少数师资力量不足地区可能会逐步开通网络课程（这不等于不去学校），网络教育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大、中、小学是否逐步开通网络课程就看教育管理部门的决心了。

　　其二，全国民营企业，近些年一直在大踏步向网络教育进军。疫情对很多行业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大部分是负面的，但网络教育在这期间抓住了机遇，意外地成为极少数因疫情而发展的行业之一，而一万多家在线下从事传统教育模式的培训机构已在疫情期间大量关闭破产。

　　全国体制外的教育机构很多已积攒了一定的实力，多家公司在境内外证券市场成功上市，成为实力雄厚的教育公司，如办学三十多年的新东方从一家外语培训班起步，至今天已成长为大、中、小学全科、线上线下布局的专业培训学校，近几年，一批在线教育机构又异军突起，北京就有K12、好未来、精锐教育，掌门一对一等公司，其竞争力不可小觑。这次疫情，使更多的教育机构卯足劲向数字化方向发展。

　　其三，全国读者阅读习惯的养成。疫情发生后，很多人一直宅在家里，有的至今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工作，这期间，纸质报刊由于全国封闭，发行困难，几近绝迹，而书店也几乎全部关门，但大部分读者并没闲着，获取信息主要靠的是网络带来的数字化产品，上网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曾有专家说过：21天就能养成一个习惯。从武汉封城至今已五月有余，时间少的也在家宅了一个多月，也就是说，全国绝大多数读者在这期间都有可能养成数字阅读习惯，这个习惯一旦形成，以后，数字化阅读、网上教学等等，大部分读者包括家长将不会有太多的不适应、不习惯而进行质疑或抵制。这是疫情带来的行为习惯方面的一个巨大的改变。

　　其一，这次在疫情期间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中、小学生上网课，所用仍是国家审定的正式出版的纸质教材。

　　其二，社会上的教育机构针对中、小学生的各类专业培训课程，都是本公司自己编创的教材，这些教材成为公司的核心资产，也是他们收取高额费用的重要理由之一；一些正规的培训机构如新东方、学而思等机构有部分正规出版的纸质教材，而大多公司都没有正式出版和纸质教材和配套同步使用的教辅。也有些公司发给学生不是正式出版物的纸质教材，虽包装精美，但价格昂贵。

　　其三，其余如对中、老年人的书、画、音、体课，对年轻人的各种职业培训、业余学习等正规、非正规教育培训机构用的大多没有正规教材，与教学有关的内容有时在课堂授课时老师以课件的形式贴到网上，学生只要下载即可，不另外收取教材费，在这类教育机构中基本不用纸质教材。

　　其四，疫情期间，政治类以及有关的学习材料，都是以数字化形式直接发送到各个党员手机里，以前纸质学习图书是各级党组织用党费购买发到各个支部和党员手中。

　　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数字化的逐步推进，中国出版业赖以生存的学生用书、学习用书将逐步数字化，这一趋势正在加速。纸质学习用书的大幅减少将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不愿看到又不得不接受的必然。

　　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复产复工已在全国快速开展。由于受欧美疫情的影响，我国的出口外贸企业近期除医疗产品外大多受限，内需也呈不振之态，这使得我国当前经济面临的总需求不足问题更加突出。

　　2020年3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强调，“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4月1日，习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

　　的讲话为我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下一步，国家必将在新经济、新技术、新领域方面加大投资力度。这是总的大趋势。新技术的代表5G是我国在信息时代唯一一项领先世界的技术，5G的全面应用，将进一步促进教育数字化。

　　早在2018年，国家就提出创建现代智能化教育，要求让学习更高效，让教育更公平，没有现代化手段怎么高效？没有现代化设施怎么公平？

　　学习、教学都将越来越数字化、智能化，如果为教育、学习服务的出版业没有同步跟进，这将意味着什么？

　　出版业近年的总体表现与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相一致，也是总需求不足。特别是一般图书销售逐年下降，只有学习用书是刚性需求，多年来全国图书销售额一直保持稳步增长，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学习用书和通货膨胀带来的。

　　要确保学习用书线上线下的使用率，同时要满足广大读者越来越强烈的多样化阅读需求，出版业必须在出版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应用等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我们传统出版社经过多年的努力，将过去已出和新出版的图书，绝大多数进行了数据化加工，但有些还不能视为实质意义上的数字化产品，因为我们还不能用这些数据通过有效的营销手段和分发渠道服务读者，特别是在为数字化教育服务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与民营企业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成为我们的软肋。这可能是纸质学习用书持续不衰的旺盛需求使我们无暇顾及、或是不屑一顾。

　　疫情后，有关部委一定会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引导对数字产业的投资。这对我们出版业来说也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机遇，如何把握这个机遇，将是对我们出版同仁智慧的又一次考验。

　　凡事过往，皆为序章。目前各行各业都在反思，都在寻找新的突破口和增长点，不排除会出现跨界打劫者，我们绝不能让别人的增长点成为我们出版业的痛点。

　　尽早尽快找准目标，抢占先机，提前布局，果断投资，是我们的不二选择。我以为我们应尽快在以下三方面有所转变。

　　其一，思维转变。客观地说，没有一家出版社对网络出版不重视；关键是不知道应该如何重视，问题在于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传统出版者只要把书送到读者手里就万事大吉，很少了解读者对书作何感想。比如，我们出版的政治类学习用书，发行量很大，那么发出去以后有多少人在学？学得如何？是否需要辅导、需要注释，等等，我们一概不知。但《学习强国》APP通过学习者的一些提问、评论和测试等等即可了解这些需求。这一点以前我们很少考虑。

　　随着数字网络教育的发展，我们必须尽快实现思维转换。即树立为教育服务的理念，改变教育内容的传播形式：同样是选择学习者需求的内容进行编辑出版，但逻辑关系改变了。首先，传统出版思维是把我们认为最好的内容选择出来出版，是我们认为读者需要它，读者也是被动接受它，别无选择，而网络教育用技术手段发挥音、视频，虚拟空间、互动等优势，使学习更有趣味、更生动具体，更有参与感。二是学习者也是内容建设的参与者。在网上，学习者主动性、活跃度、参与度大大提升。传统的学习以“接受”为主，最多只能在书上作些批注，而在网上，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可以与老师、同学之间进行互动，进行关注、点赞、评论等，这样就会产生大量的反馈信息，成为可供多维开发的大数据，成为我们精准了解每个学习者的行为特征和个性化需求的重要来源。三是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聚合相关的信息，根据用户画像，根据读者的一些特殊情况提供个性化服务。实现内容的个性化推荐，专业化生产并精准分发和多平台、多渠道分发，以满足每个学习者的不同需求。

　　其二，组织转型。要真正实现网络出版，就必须拥抱技术，就要建立能实现网络出版的实体，因为传统出版组织完成不了这项工作。要重新搭建技术平台，对各类资源实现聚合；在这个过程中，衡量是否成功，关键要看其能否生产出让读者满意的产品。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将内容生产作为核心业务环节，去理顺体制机制、搭建组织架构、再造生产流程、提升人员素质、提供条件保障等，进行统筹规划、再造和提升，并落到实处。当前网络数字化包括网络教育方面比较成功的大多是民营企业，这说明了什么？还是机制问题，是个利益分配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我们出版业大部分已转企上市，体制应该不是问题，关键还是观念没怎么改变，不能像民营上市公司那样放开手脚干。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其他都是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