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汉眼里的小桃花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还是应该少数服从多数？《科学》杂志近日刊文称，如果一个小团体中有25%持有不同看法就能推翻已有的规范。

　　上世纪70年代，著名的管理学家Rosabeth Kanter发表了一项颇具影响力的研究，他研究女性员工的数量对公司业绩的影响，那时恰好一家美国公司的销售团队中招募了女性成员。Kanter敏锐地指出，这些女性的工作质量取决于她们的数量。当女员工数量占15%时，她们面临刻板印象、骚扰、孤立、远超她能承受的业绩压力和其他的不利因素。但是，当她们的数量达到35%时，女员工们会通过结盟建立自己的“反主流文化”来改变传统。

　　这就是所谓的群聚效应（Critical Mass），这一社会动力学的术语来源于核物理链式反应中的“临界质量”，表示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有足够多数量的人来形成新模式，并且这些人能够自我维持并进一步增长。这种说法未免过于学术了，简单的理解就是一小群人就能真正的改变既定的社会习俗。

　　有一个很通俗的比喻，在大城市的路面上，若一个人抬头仰望天空，没人会理会他。如果有三个人停下来仰望天空，就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停下来看看她们在做什么，可他们没发现什么就离开了。但是，如果抬头仰望的人数增加到一定数量（临界点），那其他人就会好奇地加入进来，看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在社会学、物理学以及其他学科中的五十余年的研究工作支持了Kanter的观点。如果群聚效应发生，我们曾经接受的东西很快就会变得不可接受，反之亦然。20年前，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同性婚姻，禁止公共场所吸烟，还有合法化等等，但如今这些问题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少数群体需要多大的规模才能触碰到临界点，以达成群聚效应？过去研究者通过社会学观察给出的数字是所有人口中的30%到40%，也有研究认为是10%，这是物理学家通过数学模型模拟社会变化给出的比例。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数字。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者进行了一项很有创新性的实验，他们最终给出的比例是25%少数人推翻多数人的转折点。他们的成果近日发表在了《科学》（Science）杂志上，论文作者传播学副教授Damon Centola说：“目前研究上已经有了很多模型，但那些模型往往是人们推测出来的，他们写下的方程并没有真实数据支撑。而我们的研究中使用了含民族志（社会学理论）的数据，会更符合真实情况。真正令我兴奋的是，我们的结论与Kanter的工作产生了明显的共鸣。”

　　▲近年来欧美反对性骚扰的#Me Too运动就源于互联网流传的一个标签，最终形成了“燎原之势”。（来源：Womensmarchmn）

　　在十多年的研究工作中，Centola开发了一种在线模型工具来测试到底多大规模的社会动力学可以被改变。他的团队招募了194名志愿者，将他们分成了10组玩一款在线游戏，最终目标是共同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标准。

　　每轮游戏中，组内的志愿者随机两两配对，他们会看到一张陌生人的人脸照片，然后给这个陌生人起一个相配的名字，他们俩不能互相商量，轮流给出名字。每轮结束，他们给出的名字会显示出来：如果给出的名字相同，他们就会赢得10美分的奖励；如果他们起的名字不同，那么就扣除10美分。即使志愿者只与一个人匹配，但随着游戏的进展，他们很快就达成了全组协定，每个人都为那些陌生人安排了相同的名字。

　　接着，Centola为每个小组中加入了几个“另类”。这些煽动分子为每张照片都起了不同的名字，尝试推翻之前建立好的规定。后续的实验中，Centola把煽动分子的数量从一组增加到了多组中，尝试了加入不同的数量，从比例上看是从15%到35%。

　　他们发现，另类的数量至少要占据总人数的25%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改变所有人的思想。比例小于这个数，即使是24%，另类分子的选择对最终结果没起到任何作用。而只要超过这个数字，他们新起的名字很快就会完全取代过去的名字，而且并没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团队还尝试了双倍奖励，但这些另类分子依然能够推翻之前约定好的名字。

　　对此Centola表示：“我们的研究结果与几个世纪以来古典经济学中对社会变革的思考形成鲜明对比，经济学家通常认为需要大多数人达成一致才能改变这个群体的标准，”Centola说。 “经典模型均衡稳定性分析，要求51%的人口或更多才会启动真正的社会变革。我们在理论上和实验上都发现，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可以有效地做到这一点。“

　　Centola团队设计了适用于这种交互模式的数学模型，令他们兴奋的是，他们的真人实验结果与数学模型预测的结果相吻合，“从数学上来说，我们预测到了，但在真实的人群中看到相符的结果，太令人吃惊了。”在他们的数学模型中，人数越多，25%的比例越发明显，尤其在1000人以上时，这比例直接相当于固定了下来。

　　▲只有当另类分子超过25%时，之前既定的规范才会发生改变。（来源：peentoday）

　　虽然现在还不能清楚比例达成25%的具体原因，但对于整体性的改变，有学者给出了自己的见解。“我认为在临界状态时会出现很多墙头草，他们没有那么坚定，可能会摇摆于各个方向。当他们遇到了坚定的少数派，而且对他来说那几个少数派可能已经足够多了，他们就会倒戈然后加入少数派的队伍。因此，很有可能在整个系统改变的同时，有相当比例的不坚定的参与者也改变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社会学家Pamela Oliver如是说。

　　Centola同意这种说法，他说：“人们在转变观念之前，需要在新的模式中得到足够多的强化。”他做了一个有意思的比喻，“如果在一次商务会议上每个人都是握手，而你觉得碰拳是个好主意或许你只是想更前卫一点，可毕竟看起来还是很奇怪。 但是，如果有几个人也在碰拳，你会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感觉。那种冒险的感觉会让人退缩，但临界点的出现会产生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你会更容易遇到相似的人。”

　　他同时强调，25%这个数字也不是通用的，正所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个比例也会发生变化。事实上，Centola实验中的利害关系非常小。实验的参与者可以随意竞争，而没任何的政治色彩和其他因素，原始的团体与后来的少数派都有相同的权利，实际生活里很少有这种理想的状态。

　　“如果少数派是持不同政见的人士或者是黑人，他们的声音是否存在固有的劣势？”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政治学者Hahrie Han问道，“或者说，他们拥有与其信仰相称的社会身份，比如那些否定气候变化的人，那情况又会如何？”她认为，考虑这些情况有助于拓展这项创造性的研究，会有更多的重要发现。

　　Centola通过修改数学模型开始模拟其中的一些动力学因素，（虚拟）社区会被强烈的激励（物质上的奖励）去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且他们更可能抵抗煽动分子的影响。他的数据显示临界点确实提高了，但只到了30%。“我们仍然看到这种强大的群聚效应的临界点远远低于50%，”他说。

　　即便如此，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具有相当的实际意义。如果他的研究成果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在迎来突然改变一切的那一刻之前，少数派或是激进组织不会成功，而且人们不会清楚到底何时才能到质变的时刻。 “如果群体中少数派的比例是24%，那么他的影响力与0时没有什么区别，你可能真的接近成功了，但你自己根本就感觉不到，”Centola说，“一旦这个人口比例从24%升至25%，结果会大不相同。”

　　通过该研究，Centola相信人们所处的环境可以被设计成“亲社会”的，特别是在某些组织内，也就是符合社会发展希望，并且个人能从中获得益处的环境。这种环境中人们获得奖励与他们协调行为的能力直接相关，而且他们所作所为会被同行接受，或许只需要几个特别人士就能带动起来。

　　尽管改变人们的传统思想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但学界普遍认为他的团队给出了一份证明：少数坚定的另类分子能够影响并改变那些已经被社会接受的行为习惯。这可能会促成一种新的亲社会的结果，比如减少能源消耗，减少工作场合的性骚扰行为，带动身边的人运动等等。

　　但是，这项成果也会反应不好的一面。Centola特别强调这未必是个令人振奋人心的结果，“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人们可以很轻松地被选择。”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与俄罗斯有关的社交媒体账号购买了大量针对美国选民的广告。Facebook的剑桥数据分析公司分析了上百万账号的数据，把信息建立了相应的心理图表，然后利用这些信息来投放支持总统竞选、英国脱欧等广告。大规模的反社会行为互联网欺凌，种族主义的爆发也蕴含其中。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哲学家Damien Williams目前在研究技术的伦理内涵。他说：“有很多人已经开始用更谨慎的方式对待群体动力学产生的作用。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的加入会达成目标比例，那我们很容易看到他们会如何汲取相关信息，产生了什么样的情绪，以及如何影响他人。” Williams并不乐观，“这有点令人不安，”他补充道，“这很可能会产生一种复杂的环境我们必须更加谨慎地对待到底是谁在引导我们，以及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改变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