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神魂之狂欢2攻略[摘要] “华谊过去两大挑战,一是忽视了内容的重要性,主营业务出现衰退。二是在内容的选择上,没有及时把握到类型电影的机遇。”上述影视企业高层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继阿里影业以7亿元的贷款支援华谊兄弟以换取更多合作权益之后,5月5日,华谊兄弟再次发布公告称,旗下全资子公司华谊国际与港股上市公司华谊腾讯娱乐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将在影视娱乐项目合作投资及发行权利合作购买、发行服务方面展开合作。
日前,华谊兄弟宣布已按期兑付中期和短期融资券的全部本金及利息,其中债券发行金额合计29亿元。
放眼整个影视行业,多家企业频频出现商誉暴雷、无奈之下实控人变更,华谊兄弟一度也在艰难挣扎。
“我们永远都不会放弃(华谊的控制权)。”今年1月底,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全面反思公司所面临的困局。成立25年以来,华谊正面临最大一次生存危机,并试图从谷底爬起来。为了使得公司控制权不发生变更,华谊兄弟在不断尝试通过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并且敞开大门跟腾讯、阿里等互联网公司实现战略合作,业务深度捆绑。
根据《合作框架协议》,华谊腾讯娱乐委聘华谊兄弟为华谊腾讯娱乐拥有或已收购中国发行权的影视娱乐项目提供发行服务。时代周报记者就双方合作的具体项目等问题联系华谊兄弟方面,对方称“该合作以公告为准”。
据了解,华谊腾讯娱乐是一家在香港联交所挂牌的上市公司,前身为“中国9号健康”,2016年被华谊借壳入股,由华谊、腾讯以及马云的云锋基金共同获得控股权,三者分别持有18.17%、15.68%、5.13%的股份。这也是阿里、腾讯 “二马”入股华谊之后,三方联手资源合作。
此次,华谊腾讯娱乐联手华谊兄弟,双方订立了年度交易总额上限,至2019年底、2020年度、2021年度,投资项目分别不超过1.62亿港元、2.64亿港元、2.79亿港元,发行项目分别不超过1.65亿元、1.96亿元、2.06亿元人民币。在具体发行项目中,华谊兄弟有权享有的发行费不超过相关影业娱乐项目发行毛利润的20%。
此外,近期华谊兄弟还开展了一系列的自救措施,包括1月23日与阿里影业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阿里影业旗下的北京中联华盟同意向华谊兄弟授出一笔为数7亿元人民币的贷款,而华谊保证5 年内应至少完成主控并上映10部院线电影(不包括网络大电影和罗素项目)的产能。
华谊还与阿里影业在主控影视项目、艺人发展、衍生品开发、营销服务等领域建立业务合作关系,实现深度“绑定”。
“华谊管理团队过去在内容上有很好判断力和远见,相信他们通过这次主营业务调整得以回归;其次,华谊依然拥有中国最好的品牌,包括一批优质的创作型导演。在中国电影转型时期,不同类型的企业可以配合推动行业的商业化发展。”一位与华谊兄弟建立合作关系的影视企业高层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在自救的路上,华谊兄弟的财务状况并不算乐观。为了解决悬在头顶上的债务问题,华谊几乎将最为核心的资产进行质押担保,“拆东墙补西墙”满足融资需求。
时代周报记者梳理华谊兄弟的公告发现,从今年年初至4月23日,华谊及实控人向浙商银行申请了2亿元综合授信,向民生银行申请7亿元综合授信,向北京中联华盟申请了7 亿元借款,向浙江横店影视产权交易中心借款2600万元;董事长王忠军为公司提供2.7亿元的无息借款。
另外,华谊还打算向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受让所持有的英雄互娱20.17%股份的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10亿元。除此以外,华谊质押出去的资产还包括东阳浩瀚65.8%的股权、苏州影城14.29%的股权、影片《八佰》相关发行合同项下应收账款、英雄互娱不低于15.06%不超过20.17%的股份、以及东阳美拉70%的股权等等。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华谊及控股子公司的累计担保总额约为76.34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2.35%;累计实际担保余额约为41.4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9.26%。
从上市以来截至2018年底,华谊累计投入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30.09亿元,其中2018年度投入募集资金10.10亿元,从资金流向来看,主要用于影视剧项目和偿还银行贷款。
新业务实景娱乐收成不佳,传统电影主业发展疲软,2018年华谊兄弟录得净利润亏损10.93亿元,主要因为重点电影项目票房失利与商誉减值。此次华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13.82亿元,其中商誉减值损失9.73亿元,占报告期内净利润绝对值的89.03%。
这也是华谊兄弟在多起并购后积累下来的商誉,包括浙江常升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深圳市华宇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东阳美拉传媒有限公司和GDC Tech BVI,其中东阳美拉正是冯小刚导演创立的公司,商誉减值3亿多元。
伴随着主营业务的重建、债务危机的解除、不良资产的剥离,华谊兄弟也在重新调整业务。
“华谊过去两大挑战,一是忽视了内容的重要性,主营业务出现衰退;二是在内容的选择上,没有及时把握到类型电影的机遇。”上述影视企业高层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并不是单个电影公司的困境,而是整个中国电影在产业变迁过程中没有适时跟进,传统影视企业面临着发行和内容能力更强的新型互联网企业替代的威胁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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